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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0日 星期日

斯諾與《西行漫記》(胡愈之)

埃德加‧斯諾在1905年出生於美國坎薩斯城的一個貧苦家庭。他年輕時,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和印刷學徒。大學畢業以後,他開始畢生所從事的新聞工作,在坎薩斯城的《星報》和紐約的《太陽報》初露頭角。往後他在開往外洋的貨船上當了海員,歷游中美洲,最後到了夏威夷,仍然為美國的一些報紙供稿。

1928年,在中國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時候,他到了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以後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趨報》的特約通信員。


走向革命與戰爭的第一線

1930年以後,他為採集新聞,遍訪中國主要城市和東三省、內蒙古、台灣以及日本、朝鮮、荷屬東印度。他在中國西南各省作長時間的旅行,徒步經過雲南省西部,到達緬甸和印度,訪問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領袖。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斯諾正在上海,目睹1932年的淞滬戰爭和1933年的熱河戰爭。在這之後,他在北平燕京大學擔任新聞系教授兩年,同時學習了中國語文。在這一時期,他認識了美國著名的進步新聞記者史沫特萊,還和魯迅、宋慶齡以及一些中共地下黨員有所接觸。他編譯了一部英文的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是首先把魯迅著作介紹到西方的人之一。
1936年是中國國內局勢大轉變的關鍵性的一年。斯諾帶了當時無法理解的關於革命與戰爭的無數問題,6月間由北平出發,經過西安,冒了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邊區。他是在紅色區域進行採訪的第一個西方新聞記者。

衝破新聞封鎖到紅區保安

他達到了目的。他沖破了國民黨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革命的嚴密的新聞封鎖。首先他到了當時蘇區的臨時首都保安(即志丹縣),和毛澤東進行長時間的對話,蒐集了關於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然後,經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經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最後他冒著砲火,重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順利地到了西安。當他回到北平時,正式西安事變爆發前夕。他在北平首先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篇轟動一時的通訊報導,然後彙編成一本書,書名是《紅星照耀中國》。

「紅星照耀中國」,甚至還照耀世界,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報紙的新聞記者,他已經預感到了,雖然他當時的報導,局限於中國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涼的、被國民黨強大部隊重重圍困的紅軍根據地。

「紅星照耀中國」也照耀世界

這四個月旅行使一個來自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新聞記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極大的變化。他對於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人,革命的戰士、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少先隊員,有了真摯的熱烈的感情,從而對於在革命與戰爭的激浪中的中國,有了深刻的正確的認識。這種認識不久就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盧溝橋事變以後的全面抗日戰爭所證實了。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就由倫敦戈蘭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11月已發行了五版。這時候斯諾正在上海這個被日本帝國主義包圍的孤島上。當時上海租界當局對中日戰爭宣告中立,要公開出版發行這本書是不可能的;在繼續進行新聞封鎖的國民黨統治區,是更不必說了。但是得到斯諾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內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份中共地下黨員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以「復社」的名義,集體翻譯、印刷、出版和發行這本書的中譯本。
斯諾除了對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刪,並且增加了為原書所沒有的大量圖片以外,還為中譯本寫了序言。由於當時所處的環境,中譯本用了《西行漫記》這個書名,作為掩護。《西行漫記》出版以後,不到幾個月,就轟動了國內以及國外華僑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華人集中的地點,出版了《西行漫記》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

在麥卡錫狂潮中被迫流亡

由於他在西北紅色區域四個月的冒險中引起的激情和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他用了他的後半生的幾乎全部精力,對中國問題作繼續探索和報導。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他擔任英美報紙的駐華戰地記者。1939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主席進行了談話。這些對話後來是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1941年斯諾對於皖南事變作了如實的報導,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被迫離開中國。1942年到1943年他又來過一次中國,在這以後他要訪問中國越來越困難了。在麥卡錫主義控制的時期,美國聯邦調查局把他看作危險分子,不容許報刊發表斯諾的文章,他被迫遷居瑞士。他的護照也禁止去中國旅行。直到1960年6月他才第一次來到解放後的新中國。

假如說,《西行漫記》以及斯諾關於中國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誼的催化劑,那麼就中美兩國關係來說,他是第一個報春的燕子。

1972年2月15日上午2點20分,埃德加‧斯諾與世長辭了。

在彌留之際,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後力量,面對中國派去的醫療小組,說出了一句話:「我熱愛中國」

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

根據斯諾的遺願,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學內,即前燕京大學的校園裡。這是1936年他去西北探險旅行的出發點,也是1937年他整理資料寫作《西行漫記》的地方。

在斯諾的一生,除了為歐美報刊寫作通訊稿以外,他完成了11本著作,其中極大部分是和中國問題有關的。1971年回到瑞士以後,他還寫了《漫長的革命》一書,由於抱病在身,還沒有作最後的審訂。但是所有後來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記》相比擬。即使是傑出的報告文學,在事過境遷之後,往往成為明日黃花。唯有《紅星照耀中國》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直到作者去世以後,他仍然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首要的通俗讀物。他在全世界有億萬的讀者,這是並不奇怪的。他是忠實描繪中國紅色區域的第一本著作。

是群眾用他們的實踐來寫歷史

正如斯諾為中譯本《西行漫記》初版寫的序文裡所說:「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的紀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他們的鬥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的對象。……此外還有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份子所作的對話。從這些對話裡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在本書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寧的一段名言:「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可言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來實現。」

這也就是說,千百萬人民群眾──不是少數領袖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以說,這是《西行漫記》這一本書的總結。

1979年8月

*本文摘自<中文重譯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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