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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0日 星期日

瞿秋白的報告文學論

        編按:《餓鄉紀程》(又名《新俄國遊記》,1933年出版)和《赤都心史》(1924年出版),是瞿秋白二○年代初旅居莫斯科之後所寫的報導,是中國早期的優秀報告文學之一。在這兩部作品中,作者將自己看到的俄國革命的真相,用清新綺麗而又熱情奔放的筆調,作了形象的描繪,它不僅記載了作者旅行俄國各地的蹤跡,還寫下了自己思想的歷程,充滿了內心的獨白和思想的印記。由於它們是第一次向中國人民真實報告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社會面貌,所以給當時憧憬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帶來巨大的鼓舞和希望,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在《赤都心史》的「序」和「引言」中,作者把報告文學稱「社會的畫稿」,他主「”欲了解一國的社會生活」,要通過大量的生動形象的事實去發現社會的本質,「要看得見那一社會的心靈」。同時認為,報告文學不應該是作者純客觀的報導,他應該飽和著作者「較深切的感想」,是他「心弦上樂譜的記錄」,通過作品,能夠反映「作者的個性」。他反對作品用「枯燥」的筆調來寫,主張形式上自由活潑,凡能描寫如意的,可以「略仿散文詩」。瞿秋白的這些見解,是我國最早的對報告文學的理論闡述。

《赤都心史》序

人生的經過,受環境萬千現象變化的反映,於心靈的明鏡上顯種種光影,錯綜閃爍,光怪陸離,於心靈的聖鐘裡動種種音響,鏗鏘遞轉,激揚沉抑。然生活的意義於客觀上常處於平等的地位,只見電影中繼繼存存陸續相銜的影像,而實質上卻是一個一個獨立的影片。宇宙觀中盡成影與響,竟無建立主觀的餘地。變動轉換複雜萬千,等到分析到極處,原無所「有」。然而同樣的環境,各人各時各地所起的印象各異──此所謂「世間的不平等性」於實際生活上永存不滅,與世間同其久長。所以有生活,有生活的現象,有生活現象之歷史的過程。生活現象之歷史的過程既為實質之差異的映顯,就必定附麗於一定的「鏡面鐘身」。於是出抽象概括的問題而入具體單獨的問題。緣此世間的不平等性,而有人生經過可說。鏡面之大小,鐘身之厚薄,於是都為差異之前因。鏡與鐘的來處,鍛鍊時的經過,又為其大小厚薄之前因。歷史的過程因此乃得成就。

東方稚兒薰陶於幾千年的古文化中,在此宇宙思潮流轉交匯的時期,既不能超越萬象入於「出世間」,就不期然而然捲入漩渦,他於是來到迅流瀑激的兩文化交戰區域,帶著熱烈的希望,微薄的魄力,受一切種種新影新響。赤色新國的都城,遠射萬丈光焰,遙傳千年沉響,固然已是宇宙的偉觀,總量的反映。然而東方古國的稚兒到此俄羅斯文化及西歐文化結晶的焦點,又處於第三文化的地位,不由他不發第二次的反映,第二次的回聲。況且還有他個人人生經過作最後的底稿──此鏡此鐘置之於此境此界。自然斷續相銜有相當的回射。歷史的經過,雖分秒的遷移,也於世界文化上有相當的地位,所以東方稚兒記此赤都中心影心響的史詩,也就是他心弦上樂譜的記錄。

《赤都心史》將記我個人心理上之經過,在此赤色的莫斯科裡,所文所見所思所感。於此時期,我任北京《晨報》通信記者的職務,所以一切赤色的制度另有系統的論述,不入《赤都心史》內。只有社會實際生活,參觀游談,讀書心得,冥想感會,是我心理記錄的底稿。我願意讀者得著較深切的感想,我願意作者寫出較實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筆記游記的體裁。我願意突出個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雜集隨感錄,且要試摹「社會的畫稿」,所以凡能描寫如意的,略仿散文詩。材料的來源,都在我莫斯科生涯中。約略可以分作幾種:雜記、散文詩、「逸事」、讀書錄、參觀遊覽記。「我心靈的影和響,或者在宇宙間偶然留纖維毫忽的痕跡呵──何況這本小小的冊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

1921年11月26日,莫斯科,集竟記

《赤都心史》引言

此本為著者在莫斯科一年中的雜記,繼續於《餓鄉紀程》之後(《餓鄉紀程》已出版,商務印書館改名為《新俄國遊記》)。《餓鄉紀程》敘至到莫斯科日為止,此書敘莫斯科生活中之見聞軼事。兩書均是著者幼稚的文學試作品,而決不是枯燥的遊記,決不是旅行指南──欲了解一國的社會生活,決不能單憑幾條法律幾部法令,而要看得見那一社會的心靈。況且文學的作品至少也要略見作者的個性。至於俄國革命之歷史的觀察,制度的解釋,則我另有社會科學論文的體裁之《俄羅斯革命論》,在《世界叢書》裡出版。

*《赤都心史》1924年出版。本文為《赤都心史》的序和引言,文章摘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10月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95─97頁。

為大家闢一條光明的路
瞿秋白生平
瞿秋白(1899─1935),現代著名作家、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新文學運動重要領導者。原名瞿雙,又名瞿爽、瞿霜。江蘇常州人。
1917年秋,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北京愛國學生運動,被選為專修館學生總代表,參加了北京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為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1920年初,瞿秋白參加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秋,他應北京《晨報》聘請,以記者身份赴蘇俄實地採訪。在蘇俄兩年時間裏,他抱著「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的期許,作了大量考察、採訪,先後撰寫了《共產主義人間化》、《蘇維埃俄羅斯經濟問題》等數十篇通訊和《俄鄉紀程》、《赤都心史》等著作,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蘇俄的真實情況。
1921年5月,經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蘇聯共產黨,1922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與此同時,他還擔任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教員。當時,在中國班學習的有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等人。
1923年1月,瞿秋白回國,隨後擔任《新青年》、《前鋒》主編和《嚮導》編輯。他在這些刊物上發表大量政論文章,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國情,考察中國社會狀況,論證中國革命問題。同年7月,他和鄧中夏等一起投入籌備國共合辦的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1924年1月,瞿秋白和李大釗、毛澤東、李立三等一起出席國民黨一大,參加大會宣言的起草,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後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為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參與領導了五卅反帝愛國運動,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1927年8月,在蔣介石「清黨」之後,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確立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總方針。會後,他擔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常委、主席,主持黨中央工作。
1931年1月,瞿秋白被王明打擊而解除中央領導職務後,到了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他曾到魯迅家中避難,並與魯迅結下深厚友誼。
1934年2月,瞿秋白到達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紅軍長征後,他帶病留守南方。隔年2月,他在轉移香港途中的福建長汀縣被捕。他凜然拒絕各種利誘勸降,並於6月18日唱著《國際歌》,坦然走向刑場,慷慨就義,時年3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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