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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0日 星期日

懷念山口小靜 文/山川菊榮 譯/張增榮

編按:山口小靜(1900~1923)為台灣神社的神官(山口透)之女,生長於台灣,並曾就學於東京高等師範的國文科,就學期間因與紡織廠女工開座談會而與其他女同學一並遭到學校開除。雖然由於不闇生活,屢遭磨難,但她卻始終積極參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山川均、山川菊榮(夫妻)、堺利彥等人所領導的研究會(「水曜會」),努力學習理論。但是,由於她日趨嚴重的肺疾,使她不得不回到台灣治病。回台期間,雖然繼續活動於俄羅斯饑荒救濟運動、啟蒙台灣青年的階級意識,並推廣世界語運動,卻可惜於1923年3月27日因病逝世。在她返台期間,結識了領導台灣文化協會於1927年左轉的領導人連溫卿。他們的相遇雖然短暫,卻是台灣社會運動史上的一段佳話。以下文章節錄於山川菊榮所著《おんな二代の記》(東京:平凡社,1972)。


台灣人的朋友與戰友

在水曜會之例會進行報告後不久,小靜小姐就回到台北的家裡進入暫時療養生活。她的家庭畢竟不能不理有病的女兒,始終要她回家療養,我們大家為了珍惜人才,也不得不讓她回家。

回到台灣的小靜小姐,過著有別於在東京租屋自炊的生活,我們認為可以得到充分的靜養和營養,當能有益於身體而康復。後來卻驚聞,才回去不到半年,她便於次年春天四月到當地的教會學校任教,不得不使我們擔心,其本人與雙親也因沒有認清其患病的性質而太過樂觀,尤其醫生也難免其責。她不單單在女學校教書,還在台灣青年中組織社會主義團體共同研究,並加入了進步的思想團體──台灣文化協會──融入台灣人的社會之中。當然,在當時的台灣社會裡,日本人是被疑慮的眼光看待著的,絕對不會被當作同志朋友來對待。但只有她,以其純真誠實的為人,加上警察對她的監控,她便與一般日本人不一樣地被接納為真實的台灣人的朋友與戰友。這是文化協會的連溫卿先生所說的。

臨終不忘募款支援蘇聯

果然,女學校的工作無法持續太久。大正十一年(1922年)夏天,她不得不住院達兩個月。就在這年夏天,在日本本土的社會主義團體和工會組織聯手發起了俄羅斯飢荒救濟運動,在婦女運動這方面,當時首次廣泛地得到活躍於文化活動的與謝野晶子、深尾須磨子等知名女性的支持,以全國性的音樂會、演講會、以及賣明信片等方式來募款送到蘇聯。在台灣,因病住院的山口小靜也動員同志朋友進行全島性的運動,募到相當於今天幾十萬元的六、七百元捐款,送往蘇聯。

為了協力此一運動,我曾到駿河台的文化學院拜訪與謝野晶子,當時她很爽快地答應援助,但說:「我對事務一竅不通,這方面要請河崎夏小姐幫忙,學校裡面的實務工作都是她在執行」,於是介紹了河崎小姐和我見面。還沒寒喧,她一見面就提到山口小靜的名字說:「十年來教過各個學校,從沒教過這麼一個優秀的學生,她是你們的寶,要多加照顧、珍惜。」在小靜小姐歸鄉之前,能讓小靜以失業之身而無憂無慮地度過一個夏天來靜養與研究,這都應該歸功於河崎小姐的善意。但也恰恰為了這樣的原因,使得河崎小姐受到警方的干涉而不得不搬家。

熱衷思想學習遭到警察恐嚇

小靜小姐在東京之時,一定要求幫忙我的工作,所以曾交給她我正著手的部份譯稿,但因她對基本文法的理解尚不熟練,所以無法勝任。我曾不客氣地予以指摘並要她重新學習,而他回到台灣之後的進步則十分可觀。由於我的姊姊熱中於世界語,從而影響了河崎小姐也開始學習,由於小靜從河崎這位宣傳高手那裡聽到了世界語的妙用,便以其本有之熱心,深入研習,不久有空便能做翻譯,頗能在與外國同志的通信裡忙中作樂,同時也進入英譯資本論的研習。

文化協會的連溫卿先生拿到漢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本想在成立馬克思研究會時以此為講義,但因會內有日本人,所以也有日譯本的需求。於是山口小姐便向我索取,但因明治時代的譯本已然絕版,無法入手,便只好如此回信。更糟糕的卻是,警察扣下了這封回信,以此恐嚇山口小姐的父親,加上她近日在台北的活動,使她和她的家庭之關係更加惡化。最後,她父親決定要帶她到東京,但在啟程前的大正十一年(1922年)底,臥病已久的母親就先逝世了。

花蕾落地,前進,無暇惋惜

「昨二十六日下午四時,母親永眠。在落寞的心情裡,思念及我們許多同志的苦難。現在只有暫時作為有生者的呻吟而繼續下去。」這是次日小靜小姐寫給連溫卿信中的話。

大正十二年(1923年)三月,台灣因那被稱為「攝政宮」的現任天皇之渡台而全島沸騰,「台灣各城市的警察拘留所已然滿員,台北甚至因為無法再收容,就把人銬上手銬,幽禁於個人自宅。各學校的入學考試,奉命延期,困惑著數萬小學生。」連溫卿給我的信中這樣說著。

小靜的父親為了迎接這個攝政宮到台北神社參拜,以為能有一生一世之光榮而擔任先導官大任,於是拖延了上京日期,正當他陶醉於即將到來的榮耀時,就在同一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七日,小靜小姐在台北的病院的某一房間裡,讓病魔奪去了她虛歲二十四的年輕生命。

深入戰場提供槍彈而殉職

歸鄉後的小靜顧慮到警察,同時認為遲早要上京,所以暫時少作通信。但有關《共產黨宣言》的事情,雖然我在改名寄出的信件中連書名也改變了,但落到警察手裡,事情還是會變大。

三月十五日的信裡說,她吐了三次血,身體非常衰弱,雖不發燒,但須絕對的安靜。四月底應該可以治好,所以最近要住院,而入院是十六日……

樂觀的預期四月底就能治癒的她,已作不歸之旅。……但這並非無意義的死,這是深入戰場提供槍彈而殉職的,戰鬥正熾猛著,啊!何等悲壯!聽說臨終之日的早晨,雖然拿起鋼筆,但因不能書寫,竟不出一語而嘆息絕望……。

……當地的人都悼念著山口小姐,但運動還是照常進行,甚至寄予重望而努力著。……比方昨天,聽說那個□□□□(摄政之宮)的□□(行啟)要從我們的文化協會門口經過,一大早就來個家宅大搜索,出入之人不問男女老幼全都先作身體檢查;加上憲兵、便衣警察約一百五、六十人,在四周圍站崗、警戒、巡視,過路的人只要被認為可疑就一個個攔下盤問……要之台灣的人民還是徘徊於民族範圍內的底層,有時會打出超乎民族水平之上的旗幟,但其顏色仍是粉紅色(桃色)的。(連溫卿氏)

小靜小姐為了將還在民族主義之下徘徊的台灣人民提升到階級自覺的水平,策勵其病身而奮鬥,最終奉獻了她年輕的生命。

……無產階級要得到勝利之前,我們必須付出很大的犧牲,我們所尊敬的許多同志和我們敬愛的同僚,將在我們前進的路上向左向右地倒下。我不得不咬緊牙關,跨過我們同志、兄弟、戰友的屍體前進,再前進!

(1923年五一勞動節次日寫於鎌倉)

山川均以此悼念山口小靜小姐。而堺利彥則寄來下面一首詩:

弔  意
又見一顆花蕾落地
停下來
回頭看
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無暇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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