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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0日 星期日

全球暖化與缺席的氣候正義(林福興)

2009年9月2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紐約召開。此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替12月份將於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進行暖身。哥本哈根大會將就2012年《京都議定書》到期後,國際溫室氣體減排達成一份新協議。該協議內容需由各國通過談判達成一致意見,因此在此次的紐約峰會中,包括歐盟、中國大陸、印度在內的大國領袖均表態支持在本國內部施行二氧化碳減排的措施,並提出各自的目標。唯獨世界排碳大國美國,在歐巴馬親自出席會議的情況下,仍然不願具體承諾是否支持這項全球性的新協議。

事實上,這不是美國第一次抵抗全球氣候公約。美國這個僅佔全球人口3%至4%的美洲大國,排放的二氧化碳卻佔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然而卻也是唯一不願意簽屬《京都議定書》的排碳大國,導致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形同具文。雖然擁有來自全世界141個國家或地區簽署,多年來《京都議定書》卻空有形式而無多大實質效果。如今面對全球氣候變化所導致的氣候災難,在世界排碳大國均有意願簽署哥本哈根協議的共識下,已經退出迄今為止所有氣候協議的美國,是否會因此屈服於這個世界「大勢」,承擔起它應有的國際義務呢?我們實在懷疑,並表示嚴重的關切。

怎樣的氣候?誰的正義?

2008年美國出版了一本關於氣候變化的暢銷書:《全球變暖─毫無來由的恐慌》,該書宣稱全球氣溫升高的原因,主要是出於自然的循環,因此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危險。這本書的暢銷,反映了美國都市中產階級對於氣候變化所導致的自然災害的無感與漠視。同時,該書的觀點也服務於美國近年來推遲世界氣候協定的意識形態。毋庸諱言,氣候變化已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最大威脅,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聚集量在2007年比起1750年來說增長了37%。同時,近年發生在世界各地因極端氣候所造成的災害,也一次比一次劇烈。但是,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排碳國與遭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之間的遭遇,卻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例如,2000年整個北美洲地區的碳排放量佔了全球的28%,然而氣候變暖卻在中非造成最嚴重的乾旱,直接導致兩千萬人面臨饑荒與餓死的危機,而中非地區的碳排放量不過佔了全球的0.09%。更不用說,即將遭到滅頂之災的印度洋島國—馬爾地夫。

像美國這樣舉足輕重的排碳量大國,最常提出反對氣候協定的藉口,往往是怪罪協議內容對排碳國的限制沒有包括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大陸。這個看似追求「公平」的理由,背後其實存在著巨大的荒謬性。首先,造成全球暖化的溫室效應並非這二十年的事情,而是西方發達國家近兩百年藉由資本主義的發展所造成的直接結果。我們只要看看1990年各國的碳排放量就清楚了,美國36.1%、歐洲24.2%、俄國17.4%、日本8.5%,加拿大3.3%、澳大利亞2.1%、其他各國8.3%;其次,不管怎麼說,發達國家只佔全球人口的20%,卻消耗了全球累計碳排放量的75%,而美國正是全球最大的累計排放國。換言之,即便扣除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排碳量,氣候變暖的趨勢也是不可逆轉的。

「共同但有區分的責任」才是真平等

此外,隨著跨國壟斷資本全球化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後工業社會的特徵,在於將重污染、重耗能的工廠輸出至發展中國家,使得發展中國家成為富裕國的廚房和垃圾場。例如,中國大陸驟增的排碳量中,有7%~14%是為了供應美國的消費市場。事實是,開發中國家為了發展經濟,承接了來自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等跨國資本分包或者是直接下屬的企業,其中當然包括一些重度污染的公司在內。同時,因為跨國公司控制著品牌與營銷管道,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如中國大陸、東南亞各國正在為西方的消費者生產大量廉價的消費品,但是大部分的利潤還是由這些跨國公司享有。所以,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排碳量討論,便必須涉及到釐清「誰是碳排放的真正擁有者」的問題。

因此,全球氣候協議的框架基礎,必須是建立在「共同但有區分的責任」(the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這樣一種氣候正義的基礎之上,而非美國所提出的「齊頭式」假平等。也就是說,富裕的發達國家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來減緩氣候的變化,同時去支持開發中國家在發展的道路上如何避免進一步的汙染,並且無償地提供財政援助與技術的轉移。唯有如此,所謂的「氣候正義」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正義。

一條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

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對全球環境的威脅已經表明,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並不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良好範例,甚至是全球的災難。根據學者的推算,假如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人民以美國目前的水準複製美國的生活方式,我們就需要另一個地球;如果全球所有人都像美國人那樣消費,我們恐怕需要五個這樣的星球。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之路,必須是一條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過度生產、過度消費,導致人類的發展超過了地球的生物承載力,完全不同的道路。

過去全球的氣候協議經驗顯示,如《京都議定書》,發達國家對於自身改善碳排放,以及從資金與技術上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碳排放的承諾,並沒有得到實現。也就是說,富裕的發達國家基於自身的利益考量,始終不願意正視其歷史責任。甚至,就在上個月(10月5日)於曼谷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談,更傳出讓人震驚的消息:美國總統歐巴馬的能源顧問 Carol Browner 宣稱,美國參議院不會在12月分即將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之前,針對白宮提出的氣候變化法案進行表決。根據英國《衛報》報導,美國還打算在哥本哈根會議中提出較不具約束力的新辦法,來取代現有具強制力的《京都議定書》,同時,歐盟是否能抵抗美國的壓力還不得而知。也就是說,如果不以花了十二年整合的《京都議定書》為框架,做為新一回合氣候協定的基礎,那麼我們是不是又要花費下一個十二年重新談判,而不是立即著手實行節能減碳。因此,從美國這樣一種惡意的推遲態度看來,想要寄望富裕發達國家負起責任的期望,只是緣木求魚。

人類文明的新方向

面對富裕的發達國家不願面對歷史責任與推拖的伎倆,直接受到全球暖化造成災害的發展中國家,以及經濟陷落的非洲國家,確實沒有時間任由富裕國進行技術上的推遲。但是,發展中國家又必須追求並且保有自身發展的權利,我們不可能像那些富裕國的政治菁英們,將自身的發展建築在別人不發展的基礎之上。因此,尋找一種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不但是基於自身迫切的需要,也是為減緩全球暖化災害做出貢獻的重要手段。值得欣慰的是,77國集團(G77)這個代表聯合國發展中國家政府間組織,已與中國政府一同,在曼谷舉行的聯合國氣候會談中,除了譴責富裕國為富不仁外,已開始從自身展開減低二氧化碳排放的計畫,這包括中國大陸、印度、印尼和墨西哥等幾個碳排放大國。等候富人對窮人的施捨,不會讓窮人停止貧窮;窮人與窮人之間的幫助、提攜,或許才是人類文明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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