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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7日 星期日

低調精明的阿拉寧波人

文/林怡君


「寧可和蘇州人吵架,不要跟寧波人說話」,這句俗諺經常被拿來形容蘇州人吳儂軟語,講話聲調就算吵架都好聽;但如果你沒有親耳聽過寧波人說話,真的很難體會這句俗諺後半句的意思。筆者曾到寧波一遊,真的把我們這群外地人嚇一大跳,看著寧波人彼此間說話,明明大家臉上表情一派愉悅,可是怎麼聽起來就像吵架吵得快打起架來的感覺。寧波話的語調硬,寧波人講話的音調還挺高,越是講的興奮,越是像吵架。

借道上海 寧波商幫聞天下

在行政劃分上,寧波屬浙江省,但與其說寧波是浙江的寧波,還不如說是上海的寧波。據估計,現今的上海人有200萬是生在上海、長在上海的寧波人。所謂「阿拉上海人」,其實「阿拉」兩字原本是寧波話,意即「我們」或「我的」、「我們的」。

據考證,直到1930年代,上海話的第一人稱還不是「阿拉」。在上海街頭說「阿拉」的,還是道地的寧波移民;上海本地人的第一人稱代詞是「儂」和「我儂」。然而到1950年代後,寧波人移民上海的浪潮結束,近代意義上的上海話漸漸定型,「阿拉」取代了「我儂」,成為上海話的第一人稱代詞。現在還以「我儂」自稱的,反而被上海的城裡人視為「鄉下人」了。

明清以來,寧波人就以「寧波商幫」的形象聞名,上海乃至世界各地的許多巨商名賈都是寧波人。比如,香港的兩位「世界船王」包玉剛、董浩雲,董浩雲就是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父親,以及香港「邵氏電影」創辦人邵逸夫,台灣半導體之父張忠謀也原籍寧波。

而在寧波人的第二故鄉──上海,近代上海的第一家銀行、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第一家印刷廠、燈泡廠、染織廠、化學製品廠……都是寧波人創辦的。再往前推,電視劇《大宅門》中描寫的北京同仁堂,也是由寧波商人樂顯揚在清康熙年間創辦的。

山地貧瘠 走出去謀食四方

寧波地處浙江東面,濱臨東海。浙東山地貧瘠,負山近海都不宜耕種,寧波境內也沒有什麼豐富的資源。古有民謠:「湖廣熟,天下足;寧波熟,一餐粥」。寧波豐收了也才一碗粥,既然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那麼當然只有走出去謀食四方。

寧波最豐富的資源就是海岸線。地域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商性」。明代以前,寧波商人多從事海外貿易,後來明王朝對沿海實行海禁,原本活絡的海上貿易變成猖獗的海上走私,規模之大最終引來王朝的掃蕩。審時度勢的寧波人既然海商做不下去了,就改做內陸生意。

明末清初,大批的寧波商人散佈在中國各地發展,逐漸形成後來所稱的「寧波商幫」,正所謂「無寧不成市」。然而,中國之大,寧波人走到哪裡去呢?不管去哪,寧波人總要先到上海,然後再從上海走向全國、乃至全世界。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寧波與上海同時開埠。當時的寧波港碼頭在甬江上,僅能航行千噸級帆船,但是,外國輪船動輒數千噸、甚至萬噸。輪船進不了甬江,卻能進黃浦江,漸漸的上海灘取代了寧波港,寧波的地位一下就淪落了。寧波港上千年來形成的商人群體,為了生計,講著「阿拉」,移民到了上海。直到1950年代,寧波商幫才撤離上海,轉戰香港,又打出一片新天地。

借風行船 低調務實的精明

大家都說上海人精明,但其實,這精明是寧波人帶過來的。這精明,或許是因生存的磨練而造就。比起上海人,寧波人的精明,更表現在「低調」上。比方說,大陸改革開放後,所謂的「溫州模式」人人稱頌,但其實在浙江,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是寧波,而不是溫州,只是寧波人沒有溫州人張揚罷了。

寧波商幫的活動基本上是以上海為中心,不只在上海設立公司,聘請上海工程師,在資金、技術、人才、訊息等各方面,都把上海當靠山,甚至掛靠上海企業,冠著上海的牌子,行走商海。即便名為附屬企業,但其規模卻遠遠超過所掛靠的上海企業。寧波人就是這樣低調,不爭出頭,只要有利於發展,該借誰的風就借誰的風,該打什麼牌就打什麼牌。

人們對於「精明」的認識,經常是「斤斤計較」,一分錢都不放過。的確,改革開放以後,寧波商人的發展確實就是從「小」做起。說寧波人很會做生意,有很大程度是說寧波人很會尋找利潤空間,哪怕只是一分錢的利潤。

有一個故事說:中國商人到外國參展,到最後一天,很多攤位就促銷大拍賣,可是面對老外一再殺價,很多攤位就是寧願扔了也不賤賣。惟獨寧波商人的攤位前銷售一空,大家都覺得奇怪。寧波人答道:扔掉不白給老外撿便宜嗎?就算只賺一分錢,也是為國家創造外匯嘛!

集小成大 大城市的大生意

但是相比起其他也是做「小」生意、賺「一分錢」的浙江商人來說,寧波商人的「小」,又蘊含了「大」目標。又有一個故事這樣說:一個後來成為檯燈老大的寧波商人,每個星期都親自挑著一根扁擔裝著滿滿兩箱的無線電配件,從寧波乘夜船到上海,賣給上海的無線電廠,這樣的小買賣,大概可以賺100元;但若在寧波當地賣,卻可以賺200元。那麼何必捨近求遠呢?這位寧波商人斬釘截鐵地說,生意要做大,就要瞄準大上海!

雖然利潤小,但寧波人追求的是大生意,而且是要在大城市做大生意。寧波商人不會去偏遠的山村和小鎮進行商業活動,他們非常注重的是涵蓋面大、輻射強、交通發達的城市商埠。在這些要衝要津的繁華都市商埠中做生意,就有如控制商業的制高點,因而就具有了全國性的影響力。

寧波人也不會在大城市做小生意,比如溫州人,俗諺云「寧波大老闆、溫州小老闆」。與這種大氣度相配的是,寧波商人只管大的不管小的。寧波商人的事業,經常是總部自己開設,而下面的分部支號或者有業務關係的上下游,通常不會由自己來管。他們只抓重點,自己沒有能力做的,就會大方的讓別人去做。或許這正是這種「大開放、大合作」的經營哲學,造就了寧波許許多多的工商鉅子。

俗話說「家和萬事興」,寧波人不但對外求通達,居家也追求和睦。中國社會,商人的地位歷來是很低的,原因之一,是經商的人常年在外奔波,顧不了家,所以古詩有「悔作商人婦」之歎。而寧波的女人卻頗能體諒丈夫的辛勞,夜來孤燈獨坐,她們不作怨聲,反而唱道:「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門到上海,廿元廿元帶進來,介好丈夫哪裡來?」有這樣善解人意的老婆,寧波人要不發,那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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