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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7日 星期日

Come As You Are---走自己的路,反正也無路可走

文/王一峰

前幾日,無意中在電視上看到了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連續劇,反映了人們到了大城市後,所必需面臨的殘酷與抉擇。連續劇中,主人翁都放棄了原有的價值觀,被動的加入了這場與現實生活鬥爭的殘酷遊戲中。忽然間,我想到了在身邊的一群較特別的朋友,他們是從外地來到北京尋夢的搖滾樂手…


北京有著與紐約一樣的現代化建設和高速的生活節奏,但是,不同於紐約的是,這裡還有著古老的文化與濃厚的政治氛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有越來越多的外地人口,來到北京工作與學習,其中也包括著這些外來樂手。

他們剛到這座城市時,北京現代化的建設與快速的生活節奏,是他們從未想過的。他們對北京的印象,是大,北京太大了。其實在我看來,他們覺得北京很大,更能體現出他們對自己、對未來,都有一種茫然的不確定感。因為他們知道,在這裡生存,不光是要有夢想,更應該面對這裡殘酷的現實。

理想與現實的鴻溝

外來樂手們剛抵達北京時,因為沒有固定的收入,所以他們大多居住在北京郊居的農村與一些城裡的地下室。我有一位朋友向我訴說了他剛到北京時,在北五環租住的一個村子景象,他說,「我從來沒見過這麼髒的村子,村裡連殺驢的都有,我就曾親眼看過殺驢,真是太殘忍了,太恐怖了,太髒了,就算是在我老家那兒,也沒有這樣的地方。」那時,他甚至懷疑這裡是不是北京,而這正是很多外來樂手都要面對的心理落差。

因為職業的特殊性,社會能提供給他們的工作機會非常少,可是這些樂手們又都是非常自我的,認為自己的價值更應體現在音樂裡,體現在藝術創作上,然而理想與現實,永遠存在著一道無法踰越的鴻溝。

七0後,王闖:
不管生活多惡劣,不能停止學習

在2002年的秋天,王闖來到北京,他是我認識的外來樂手中年齡最大的。1978年出生的他來自吉林,一開始住在我家樓下時,他是酒吧的調音師,現在則擔任民謠歌手鐘立風樂隊的編曲與吉他手,也參與知名劇場導演孟京輝的音樂劇《空中花園謀殺案》的作曲工作和現場演奏。

王闖對北京的第一印象,是覺得這裡的人都特別匆忙,好像整個城市離他很遠。在老家的時候,王闖經濟上獨立的比較早,到北京後,仍可輕易在夜場找到「幹活」(幫駐場歌手彈琴)的工作,但是居住的條件非常簡陋。當時他住在地下室,四面不透光,只能靠手錶來判斷作習時間,讓他很不適應。而且,地下室的通風條件不理想,空氣比較差,種種不方便的條件讓他心理更清楚,到北京來並不是在度假,學習音樂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在工作之餘,王闖自學了錄音與編曲,通過朋友的介紹,慢慢地進入了北京的音樂圈。由於自身的音樂素養很好,找他合作的音樂人也越來越多,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了話劇導演孟京輝,接觸了劇場中的音樂工作。可以說,王闖在現實與音樂夢中摸索出一條屬於他的職業化路徑,是我所認識的外來樂手中比較成功的一位,而這種成功得自於他的努力。他對我說,不管在什麼條件下,不斷提高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不管生活的條件有多惡劣,都不能停下學習的腳步。」

後,吳鵬:
這座城市到處是人,卻只有孤單

重金屬樂隊<窒息>的吉他手吳鵬,現在同時是琴行老闆。他是甘肅一個號稱「小江南」的縣城人氏,1982年出生,長髮、尖兒靴、一身黑衣、快速的吉他演奏、標準的重金屬範兒。2002年來到北京的時候,他才19歲。因為喜歡自由的生活方式,不願意受到束縛,又喜歡長髮金屬樂,在《通俗歌曲》雜誌上看到了關於北京搖滾樂的報導,於是吳鵬只帶了一把吉他和從家裡借的一千八百塊錢人民幣,不顧父母的阻攔,懷著自己的金屬夢想北上了。下了火車,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時,他覺得這座城市太大了,到處是人,與自己的家鄉大不相同。

初到北京時,只有孤單與茫然陪伴著他,因為性格特別內向,不願與別人交流,所以當時沒有朋友,經常獨身一人走兩小時的路去酒吧看搖滾演出,舉目無親與外來者的身份,曾讓這個在朋友口中是一位性格堅毅的「西北漢子」想要放棄。

在搬了十九次家的以後,為了能夠長期在北京生活,他向家裡借錢,2008年在新街口開了家琴行。有了這家琴行後,吳鵬覺得踏實多了,與剛到北京時相比,想法也改變了許多。「當初來北京時,就為了能組一個牛逼的重金屬樂隊!」吳鵬說。現在的他更嚮往在北京能夠安定的生活,對未來抱有更美好的憧憬的同時,過去的經歷和成長,都是他最珍貴的回憶。

0後,王瀟:
我討厭偶像和選秀,音樂只是賺錢工具

與吳鵬一樣,王瀟也是八○後,在北京<軍械所>樂隊擔任貝斯手,家在新疆卻因為求學的原因來到了北京。與前者不同的是,王瀟不是為了搞樂隊而來,正因為他的家人都是從事藝術工作,叔叔是學聲樂的,小姨是畫畫兒的,他從小就喜歡音樂,在家裡拉馬頭琴,並且得到家人支持。剛到北京時,他在藝校進修也在酒吧駐唱,所以沒有太大的經濟壓力。但是,北京過於商業化的音樂氛圍,使王瀟感到非常失望。雖然直爽的性格,讓他很快地成為北京搖滾圈的一份子,可是,在他看來,這個圈子裡並非每個人都是腳踏實地的做著音樂,反而有很多人特別在乎形式而不是內在,與他追求的東西不同。

他對我說:「做音樂應該像做人一樣的腳踏實地,但是現在虛情假意的人太多了,我最討厭偶像和選秀活動,因為音樂在他們看來,是一種賺錢的工具。起初,我認為北京是首都,又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只要有信心和實力,肯定能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可事實並非如他所想,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後,他覺得這裡只有利益,沒有情感,所有的一切都太冷漠。

來北京已有五年,之所以王瀟沒有放棄音樂,是因為他看到年紀比他大的外來樂手仍在堅持,所以還有信心,但卻也不知道自己的信心能持續多久。王瀟說:「如果過了四、五年,還是現在的狀況,不知道我會不會放棄,假設真的堅持不下來的話,我就想回家了。」

0後,鄭強:
哪怕只剩下一個人,還是做下去

進出北京城的樂手如候鳥一般,但是,鳥兒們遷徒的路線年年如此,在我進入搖滾圈的十年中,地上(地下)的搖滾樂手們卻仍在尋找自己的方向。

鄭強是我認識的外地樂手中年紀最小的一位,今年才十八歲,山西大同人,現任<水母>樂隊貝斯手。在家的時候,他的學習成績不是很好,對家人從事的煤礦工作也不太感興趣,卻受到樂隊的影響而喜歡上音樂。鄭強在十五歲時,來到北京的新時空藝校學貝斯。因為年齡小,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比較照顧他。他對我說,在學校的那一段時光,是比較快樂的,「我所有的時間都在練琴,對於以後的生活和工作什麼的,都沒有想過。但是,一年後,我畢業的同時就傻眼了。那時我剛十六歲,一個人在北京無依無靠,但為了自己的夢想,這些因難都得一一克服。」鄭強說。

在北京,他其實最需要的是朋友與家人的關懷和在情感上的歸屬感。來北京的四年中,他成長了許多,比起其他在這個年紀的孩子,思考也更顯得成熟。雖然前途非常渺茫,對音樂的執著信念仍令他相信自己能持續地走下去。「當我從藝校走出來的那一刻起,就堅持了自己的目標。就算音樂這條路走不通,我也要走下去,哪怕只剩下我一個人,我還是會這樣做下去」他說。

Come As You Are

其實,誰也無法預測未來,各行各業中也充滿了無盡的虛榮與誘惑,在這些浮華的表象背面,有多少人從一而終的保有著自己的信念?理想與現實之間真的沒有平衡的標尺嗎?所有懷著夢想的人,在這兩難的選擇中,經歷了怎樣複雜而艱難的抉擇呢?每年一批又一批的外來樂手,懷著對音樂路的追求而來到北京,等待他們的,又將會是怎麼樣的一段故事呢?

是中國搖滾樂手中人盡皆知的美國樂隊"涅槃"的歌曲,它的譯名至今仍不斷被討論著,卻很少有人說得準確,這似乎也反映了搖滾樂在中國的發展前景,誰也說不準,但人人都在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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