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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6日 星期二

[犇報‧第二十期] 大陸學者眼中的「民主」

張方遠

從一部紀錄片談起

請投我一票
        紀錄片《請投我一票》(Please Vote for Me)是描述大陸武漢長青小學3年1班舉行班長直選的初體驗。競選之初,老師向同學說明直選班長與民主的意義是「我的班長,我做主;我的選票,我做主。」在競選期間,台灣耳熟能詳的選舉花招,諸如:「輿論造勢」、「耳語詆毀」、「招待旅遊」、「選前酬庸」、「走路工事件」等,一一在這場8歲小孩的「民主」初體驗中出現。


        紀錄片裡反應出來的選舉花招,體現了西方民主最重要的內涵──「選舉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根據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對「民主」提出的經典定義,即政治菁英透過競爭取得權力的過程,西方民主價值便表現在「全民參與」與「選舉競爭」,是一種自由主義式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是「程序民主」。如果我們對當代「民主」的共識是「民主具有不同的內涵與價值」,則多數人(包括台灣民眾)對大陸「不民主」的批評,主要還是指大陸缺少「西方民主」,反而忽略了當代民主該有的多元內涵。

大陸學者眼中的「民主」

北京的社區選舉
        2006年10月,大陸總理溫家寶提到了他心目中的「民主」:「選舉、司法獨立和基於分權制衡的監督。」溫家寶的三個「民主」定義,與西方世界的民主認知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曾經發表過《民主是個好東西》的俞可平,是大陸培養出第一代的本土政治學學者。他的觀點與溫家寶類似,他認為民主對於全人類都是「好東西」,因為民主使得人類對於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尊嚴等價值,有更加深刻的體驗與認同。儘管如此,俞可平還是認為「中國政治體制的西化」不應該是中國的政治目標,中國應該從西方政治文化和制度中吸取某些積極的因素,使得中國政治制度有自己的特色。對於大陸民主化的前景,俞可平提出先由「黨內民主」做起,漸進式政治改革的「增量民主」。

        與俞可平有類似認識的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鄭永年指出,雖然民主產生於西方,並從西方擴展到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但民主不是西方的特殊品。任何國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文化和經濟社會條件來發展民主政治,故民主政治是「一國一模式」。鄭永年的這個主張,也就暗示大陸在吸取其他國家民主的特色之餘,也必須有一套「中國式民主」。鄭永年主張「中國的漸進民主化」──從「黨內民主」,到「人民民主」,再到「憲政民主」的過程。鄭永年認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道路,正在走向既能保證領袖人物的質量,也能符合現代民主形式的「先選拔(中國傳統),後選舉(現代民主)」。

        「選舉民主」並非「中國式民主」內涵的全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批評,把「選主」(即「選舉式民主」)視為人類社會運作放之四海皆準的唯一方式,是絕對荒謬的懶人思考。王紹光指出,「民主」一直代表「直接民主」,但到了19世紀「選主」的出現,反而閹割了民主的直接參與,而且代表是由十分容易被操縱的選舉方式產生。因此,王紹光鼓勵大陸關心民主的人,應該要拓展想像的空間,從理論與實踐上尋求超越「選主」且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另外途徑。王紹光期待,「中國是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它應是以最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民主,是廣泛參與的民主;它完全不必向有產者作出巨大讓步,而對民主大打折扣。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盲目採用西方舶來的那些民主模式,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從以上的基礎出發,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房寧進一步主張「民主一定是『國產』的好,不宜搞引進和仿造。」房寧反對閉門造車,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經驗作為借鑑。他認為競爭選舉制雖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但也有其局限性,應該認真地研究台灣、香港與澳門的選舉政治,作為經驗參考。房寧指出現階段大陸的社會情況,不適合採取擴大競爭性的道路,因為可能會導致社會分歧、社會矛盾、社會動蕩的加劇。房寧提出先「擴大參與」、「推進協商」與「加強監督」,提高人民的「權利意識」,再發展「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三個領域的建設,進而推進「黨內民主」,也才能促進「人民民主」。

        考察「中國式民主」的內涵,不應錯過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的見解。從中國傳統文明的內涵出發,潘維不提「民主政治」,而是使用「民本政治」。潘維認為中國的「民本政治」有幾個特色:現代民主主義的民主理念;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制度;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與糾錯機制。根據這四個特色,潘維指出中國的民本政治,不只顧及「遊戲規則」(即「程序民主」),更能達到利益的均衡協調。潘維另外主張,選舉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因此在大規模選舉實施以前,應先將法治的建立列為政治建設的最優先項目。

「中國式民主」的前景

        大陸的學者並不主張完全將西方民主拒於門外,而是要全面性地回顧西方民主的歷史、發展、實踐與教訓,作為大陸發展自身民主的參考。其次,他們也強調民主必須符合各國國情。「民主」的概念或許是「普世價值」,但實際的「民主形式」則是各地區有所差異。再者,民主必須符合國情,大陸當前的各項條件與狀況,並不適合全然引進西方的民主,必須在避免矛盾與分歧之下,找出適合中國大陸的民主形式。

        當然,主張廣泛地徵引西方民主模式的大陸學者亦有人在。他們與主張「中國式民主」學者之間的對話與辯論,事實上就已經是「民主」的表現。對話與辯論後的產物,如果融合了「民主」的核心本質,再配合目前大陸正在發展的「和諧社會」(重視經濟權力的平等),則「中國式民主」亦不失為可供借鏡的民主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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