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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30日 星期日

【犇報‧第43期】罷工線內、國境之外


關於「外勞」、「台勞」的共同處境


警力排除華隆罷工封鎖線(陳韋綸 苦勞網記者)

一個勞動世代的落幕

華隆罷工在苗栗縣長居中協調下,資方接受工會最初提出「退休金6折、資遣費8折」的方案,讓這場為期百日的罷工終於在9月14日劃下句點。罷工最終雖看似取得勝利,卻也凸顯華隆紡織終將走入歷史,罷工的結果也意味著關廠與工會將解散的現實。


「關場抗爭」似乎成為這些年「傳統產業」勞工不得不然的宿命,一方面顯示產業再生產與持續運作所遭遇的癥結,套句世俗的話語便是:「競爭力下降」;另一方面也凸顯政府對於資本管制能力的虛弱,產業資本家將獲利拋擲在資本市場上豪賭,而整個產業的出路便是整廠輸出到勞動力更廉價的國家。一方面是反映了生產力發達致使生產過剩,迫使產業將生產力較低的機器送往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地區,另一方面也是凸顯了台灣以出口為經濟發展命脈所遭遇的困難:除了必需要隨著外在市場需求隨時更迭的產業項目,也必需要有隨時提供適應不同產業發展的「人力」。

從1950年起至今剛好為時60年的光景,恰巧是一代人的生命,同時也是台灣最早幾個重要明星產業的黃昏,特別是以紡織業為代表。從1990年起,紡織業便逐漸邁入產業生命週期的末端,特別是當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加入生產的行列,以紡織產業起家的企業紛紛轉型,如著名的新光集團;而工廠工會從1970至1980年代主要是以對勞動成果分享的鬥爭,也開始面對「關廠鬥爭」,今日的華隆罷工也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

這一代的勞動者代表著從農村到都市的城鄉流動,為大工業生產創造了富裕的物質福利也參與分享,但也在勞動的現場遭受不同程度的工傷,一生幾乎有半數時光在工廠車間中度過,而晚近卻也殘酷地面對減薪、高強度勞動以及種種惡質逼退逼離的「人力資源管理」。這一代人揭示著產業勞工與產業生命之間的合與分,從汲汲營營地從農村吸收勞動力,到以各種威脅利誘要勞工「自願離退」。華隆罷工中有不少一待40年的員工,以生命經歷體現了這樣的產業過程,資本對勞動力揮霍與擲棄的無情可見一斑,如果這是台灣產業體質不得不然的陣痛,那對策又在哪裡?

站在舞台上孤獨的身影

華隆罷工雖然吸引了社會普遍的關注,多數並非是來自勞動者自身的認同與基於相同的階級意識,而是對於資本家欺壓弱勢的人道關懷,「挺弱非挺勞」這樣的人道關懷,亦或者勞工在台灣社會的形象已是被資本家蹂過不成人形的皮,是被靜靜地棄置在角落,誰都可以來輕浮一把或是一腳踢得更遠。

這正好不就是「外勞」所體現的勞工圖像:每逢週末,台鐵在台北火車站便拉起長長的「紅龍」圍住車站一樓中央大廳,並且悍然公告不准群眾逗留,此舉無異是針對假日時於車站群聚的外籍勞工。無獨有偶,一個科技公司在桃園八德的瑞聯社區承租了一個透天厝打算作為外勞宿舍使用,竟遭到社區居民連署反對,因為「外勞假日佔據公園,讓老人小孩不敢靠近」,所以大家「不希望外勞進駐,破壞居民安寧」,迫使科技公司在10月6日前進行搬遷。

而每當要引外資,所計畫開闢的自由貿易特區,便是要可以無限制的招聘外勞、同時「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每當要吸引台商回流投資,便是要如政務委員管中閔所提出的放寬一廠所申請的外勞比例至整廠勞工人數的40%。這些美其名吸引資本投資的說詞,卻道出了資本家心中的如意盤算,廉價勞動力與土地租金,再配合租稅優惠與投資獎勵,已經保障了大半的收益了。

我們面對在台灣環境當中屬於弱勢,在多數雇用者中又是少數的「外勞」,以區隔、排擠為相處方式,這不就反襯台灣人意識中對「勞」的排斥,特別是以體力勞動者為代表的形象,這也反映在12年國教爭論中,總是有主張爭堅持要以競爭方式區分高下,背後也說明著這種高下的差距也代表著脫「勞」擠身白領的成就高度。一群為台灣經濟默默貢獻的勞工,正因無法被忽視,台灣人只能用「紅龍」圈隔起,以厭惡自己出身的方式,厭惡著、排斥著他們與自己。
 

異國圓一個夢:完整的勞動者

一篇在雜誌上刊載,描述關於澳洲「工作假期」經驗的報導,點沸了台灣青年低薪早貧的困境。雖然這樣一篇將出國打工的台人直呼為「台勞」,引起諸多的討論,特別是部分文章強調出國打工是為了體驗不同的人生與文化,這些都不能抹煞旅行是以工作為基礎,而這些片段式的打工經驗,充其量也只是一樁又一樁勞動力短暫的買賣,並不能從買賣中去轉換不同的世界觀,更遑論去理解異地工人勞動條件與勞工鬥爭的浩蕩血淚。

出國打工引發另一個討論的焦點,在於打工所得得以快速積累出人生的第1桶金(第1個1百萬),當然無論是從匯率、各國物價指數所反應的所得差異,都可以解釋這樣的所得落差。但反過來說,薪資所得不也是一國之內勞資對勞動成果分配鬥爭的結果?這樣的所得落差在現實當中直接表現為消費能力下降與勞動力再生產的停滯,即生育率的降低,而在意識型態方面,從「相對剝奪感」的感知,譬如所得的停滯對比他國所得的提升,或是失業的感受對比「外勞」的不斷引入,一方面是勞工在情緒上的失望,可能寄託於下一代的脫勞,或是否定勞動階級存在的價值;另一面便是直接的排外、仇視經濟利害相依的國家,如中國大陸。

人員的跨國流動並不足以為懼,這已然是歷史上常態性的情事,而討論的重點經常非此即彼:不在移工的屬地國,便在移工的遷居國,不是在異鄉的支持經濟發展,便是匯回本鄉的打工所得。然而真正的癥結卻在勞動力與勞動力再生產的不可分割:出國除了打工之外,也通過在地生活重新再生產了個別的勞動力,因此在打工之餘,還是缺少不了旅行中的各種體驗活動,甚至是更進一步落地生根,成家育兒。而這一點正是在台灣勞資力量不均衡下,逐漸使其分離開來,換言之,正是資本對勞動力的汲取,卻又迴避了勞動力再生產的領域。

對於外勞與台勞的討論,網路上的網友是這麼犀利的針貶:「台灣人對台勞那麼敏感、抗拒,只因為台灣人非常清楚台灣的外勞是被怎麼對待的」。出國打工之所以讓人嚮往,所得的落差其實應該被詮釋為對於勞動者對於勞動力妥善地再生產的渴望,這是貫穿每一個勞工生命史的主題,今日的外勞、台勞都有可能會是明日的華隆老員工,而眼下,不只是應如華隆罷工爭回應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勞動成果,更要對於台灣惡質的薪資所得,展開下一頁的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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